看政見投票、讓人們的政策立場反映在選票上、進而讓民主政府依照人民的偏好施政，一直是許多民主追求者（與公投支持者）的理想。然而，過去許多研究，以及許多人的感覺，都是人們好像不太看政見或政策來決定選票上要投誰，而往往是個人的社經背景以及政黨認同就決定了絕大多數的選舉結果。
與其問台灣民眾是否會看政見投票，我們不如往前一步問：「為什麼台灣選民，與世界上民主國家裡大多數的選民一樣，都不太看政見投票？」
從政治科學針對選舉投票行為在過去近60年的研究，其實已經針對這個問題給了不少解答。
第一
人們每次選舉的投票意向，大多是跟著自己長期認同的政黨，也就是俗稱的「看顏色投票」。在政治科學中，看顏色投票本身並不是一個完全負面的現象。人們受到家庭影響以及童年、青少年的經驗，而大約在30歲以前確定自己比較偏好檯面上某一個政黨，在其後隨著事務繁忙，人們的資訊接受就更容易受到這個已經認同的政黨給影響。
舉例來說，筆者的碩士論文就發現，泛藍民眾在2008年前全心支持分權制衡（總統、國會不同政黨）、反對一黨獨大，泛綠民眾則強力追求一致政府（總統、國會同一政黨）、認為這樣才有效率。會有這樣的態度並不意外，因為2000至2008年是所謂的朝小野大時期，民進黨籍陳水扁當選總統，但泛藍仍佔立法院多數，所以泛藍認為制衡總統很重要、泛綠認為立法院也要泛綠過半很重要。
然而，藍綠支持者的態度在2008年政黨輪替、國民黨籍馬英九當選總統後全面翻轉，變成泛藍選民大力支持一致政府、泛綠選民大力支持分權制衡。在政黨輪替前後，保持態度不變的人只有10%。對多數有政黨認同的人來說，該政黨領袖說支持甚麼政策，支持者就跟著支持甚麼政策，共和主義裡理想的憲政分權制衡，並不是大家真心支持的方向。
雖然有這樣極端的例子存在，但大多數時候人們「看顏色投票」，就是因為已經長期觀察某政黨並給予認同，才會相信這政黨接下來會做的事也會符合自己的利益，這是認知心理學上減少個人資訊接受與處理負擔的一個合理的機制，畢竟人們不可能隨時了解所有政策的所有細節（連政治學博士都不行），所以畢竟得透過信任的資訊來源轉化原本複雜的訊息，而政黨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在此同時，政黨為了取得執政權，必須追求過半的選民，因此政黨在大多數時候也擔任了不同利益與公民團體之前妥協的平台，而不同的利益與公民團體在妥協的過程中，也會讓整個大的意識形態透過政黨平台趨於一致（同是左派右派、同是偏統偏獨等），進而減少其支持者投錯票的機會，這個機制也被美國政黨學者認為是民主必須有政黨存在的原因。
從政黨的議題，馬上就連結到另外兩個人們為何不「只」看政見投票的原因。
第二
人們不只看政見投票，因為政見需要被落實，而要落實只有勝選者辦得到。當有名字特長的候選人扮財神出來唱唱跳跳說當選要一人發100萬時，先別管期約賄選或通貨膨脹，大家並不會對這個政見認真，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候選人並不會當選，100萬乘上當選機率後期望值歸零。
同樣地，許多追求特定政策的小黨，護樹的、立刻獨立的、立刻統一的、健保免費的、機車上國道的、賽鴿合法化的、讓上帝之城降臨的，這些小黨雖然各自有理想，但人們也清楚知道這些政黨能當選的席次極少，就算當選一兩席也無法在議會通過相關政見、就算提出相關法案也會被國內或國際封殺，因此也只能讀過競選公報上的政見後默默幫小黨加個油，最後還是票投（至少能通過當選門檻）的政黨們。
假如更進一步的說，政見不只是勝選者提出後就會自動辦到，同時也需要整個文官系統的配合才可能完整執行，而政策執行面往往不幸地跟當初規劃會有一定的落差。
我國文官系統雖然因為素質高（至少，徵稅都能徵得到，加上有戶籍系統，在國際上算是高執行率），但在政策執行上也不避免的會有公共行政學界最常提到的不希罕效應（BOHICA，Bend Over! Here It Comes Again!），也就是文官們會端詳上面新的執政者，想說他們政策改太大，但過不久就會換人當，不如現在先裝傻撐過4年就好。就算真的執行了，無論是食品安全或菸害防制，往往要嘛是人力不足、要嘛是權限不足，就算要努力照著法規執行，第一線執法者也被迫有著各種妥協。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見帶給選民的期望值不只要乘上候選人當選的機率，還要再乘上該政見能被議會通過的機率、還要再乘上該政見被通過後被文官完整執行的機率。掐指一算......也許還是照心情或感覺投票比較能享受當下。
第三
也是台灣比較不幸的地方，在於台灣的政策討論往往被統獨議題給整個覆蓋了。
當然，就台灣的國際情勢來說，政壇上會有大量的偏統或偏獨的討論本來就是件正常且重要的事，所有在帝國邊界的小國都有著要偏哪一邊的問題。而台灣面對的帝國又是直接在憲法內宣稱要武力統一，所以其重要性與急迫性又比其他小國更大一些。但因為台灣整個過去包括國共內戰、冷戰、戒嚴等影響，所以在其他國家只是單純的左、右派政策討論，到台灣也會跟統獨或本省外省衝突給掛勾在一起，讓政策討論在本質上與實質上都難以前進。
追求富國強兵的右派政策以及人性本惡的假設，會被左派選民質疑呼應對岸的軍國主義，跟被統一有甚麼兩樣；而左派強調公平正義與反戰，又被右派選民譏笑會讓國力衰弱擋不了侵略。在其他國家是可以慢慢透過民主制度來左派右派輪流測試看看找最佳解，但對台灣來說，則左右派選民雙方都深怕（對方）走錯路而引發亡國焦慮，讓左右派為主的討論更為困難。
在2017年底，全世界一群專門研究台灣政治的政治科學家合出了一本研究過去台灣20年政治的專書《The Taiwan Voters》，其中最重要的研究結果就是：「台灣人只看統獨，不看政策。」
就算是在2012年總統大選中，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努力淡化兩黨差異、刻意主打公平正義，包括強調三隻小豬的貧富差距議題、強調Taiwan Next的世代議題、以及眾多勞工政策的廣告等，當在統計回歸模型裡面放入政黨認同、統獨偏好等變數以後，台灣民眾在2012年對於公平正義相關政策的偏好程度並無法預測民眾的投票選擇。
但台灣民眾會有這樣的投票決策方式並不是台灣人的錯——假如沒有一個以武力相逼的鄰國天天軍演，台灣民眾才會有更多的心力進行政策討論，也才會對於中台經貿交流會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從政黨認同、到政見執行、到境外威脅，這些原因解釋了台灣選民為什麼常常不看政見投票。
但從其他發展來說，我們可以預期台灣選民看政策投票的比例將會慢慢上升，而這也跟世界各國民主發展的趨勢是一致的。
舉例來說，隨著台灣工業化與廣設大學，一代代的年輕選民離鄉背井去接受大學教育以及在外地工作，脫離了本地的人際網絡與接受大學教育之後，這些人們更看重的是以左右派意識形態為主的個別政策，而非傳統人脈網絡構築出的政黨或族群認同。
另一方面，憲政改革之後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第二票全國票雖然席次少門檻又高，我前面提到的小黨生存機率不大，但這些小黨將有機會在全國層級發聲，而一旦它們能爭取到夠多的支持者，無論透過如影隨形的抗議或是透過絕食號召走上街頭，都會讓我國主要政黨爭取把這些小黨在意的政策納入大黨的政策綱領裡面，間階的影響政策議程。
這樣的效果將隨著公投門檻降低後會更為放大：在兩大黨目前都沒有公開推動公投的狀況下，只要有公投可以成案，這是最直接的證據顯示推動者的號召力，這將大大增加這些政策或相關代表人員在2年後成為兩大黨不分區提名代表的機會，也會讓該議題進入立法院議程。
最後，在2017年底開始，台灣民眾已經有過半數的人沒有政黨認同，所以這代表將有更多選民不再依照政黨已經包裝好的整套政策來選擇，而更可能依照個別政策來做出投票判斷。或許有朝一日，台灣選民們真的有夠多時間心力來了解每一個政策，也因此真的靠iVoting來投票決定每一個政策。
但政治科學仍然提醒了我們三個潛在的問題：
第一，是誰決定哪些政策能投那些不能、誰決定怎麼投、誰決定選項的？
舉例來說，為什麼連柯文哲執政的台北市，也不讓每個政策都iVoting一下，包括要不要拆巨蛋、要不要讓北門重現、要不要開放台灣旗進場世大運？假如這些可以投票，那應該要一個人投幾票？新北市居民可不可以一起投？新住民可不可以投？這每一個細節都可能影響選票計算方式與最後的結果。
第二，假如人民連投2個議題，但這2個或數個議題之間互相衝突，政府此時該怎麼辦？
舉例來說，年底即將決戰的反同跟挺同公投，假如同時都通過了，那到底政府要反同還是挺同？另外，假如選民們公投通過了3個各花100萬的政策，加起來政府要花300萬，但政府預算只有100萬，那又該如何執行？
第三，當一個議題變成要選民公投時，往往正是因為現任的政府不想做或做不到，才寧可放著民意壓力而不去做。
那就算公投過了，還是得讓現任的政府來執行，而他們極可能還是不想做或做不到，那又該怎麼辦呢？
總而言之，「選民看政見投票」是個美好的理想，筆者也認為是值得追求的民主精神。但在這篇文中，我試著用政治科學的研究來解釋為何在台灣『只』看政見投票並不容易，包括了政黨認同、政策執行、境外威脅。雖然政見投票因為結構因素在台灣將逐漸前景可期，但政見投票本身也是有許多理論上潛在的問題。
後工業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發展也不過百年的歷史，究竟這樣的民主制度發展會帶著人們前往何方呢？位在民主世界與威權世界交會點的台灣，將會是這民主制度未來走向最值得觀察的壓力測試。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羊正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