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的分析中，我們發現「缺乏研究助理」是造成議員問政品質不佳的一大原因，但除了地方議會環境和資源不足的問題外，訪談過程不論是藍綠的議會助理、現任立委、地方監督團體或選舉操盤手，皆有提到另一項使議員忽略質詢重要性而著重選民服務和紅白帖的關鍵原因：「選民心態」。
因為和總統與立委選舉相比，議員更會直接影響到地方民眾的食衣住行生活，有些候選人就抓住這種把議員當里長用的傳統思維，只將心力放在選民面前的露臉和討好。而這些不受意識形態和政見「綁架」的議員們，只要掌握宮廟、同鄉會、農漁組織等重要節點就能掌握足使自己當選的選民，甚至不需要政黨的奧援就可穩定當選。
看中選會資料就知道，從1998年到2014年全台當選議員當中，無黨籍佔比始終超過3成，高峰期甚至超過4成，而這些「白色力量」並不是藏於民宅之中的蔣月惠，而是地方勢力影響議會的痕跡，例如雙北合計126席議員只有10席無黨籍，相比之下宗親和派系林立的新竹縣，34席議員中就有8席為無黨籍，同樣派系林立的嘉義縣議會36席中有11席為無黨籍，而張榮味曾靠深入農會勢力無黨參選獲得第一高票的雲林，2014年43席議員中甚至有20席為無黨籍，形成無黨反為最大黨的情勢，直接左右議長的人選。
會讓這種地方盤根錯節勢力持續存在的原因，除了資訊流通落差造成對地方事務的不關心外，就是過往資源由上到下涓流結構所造成的「遺毒」。
資訊不流通，媒體報再多也不如「巷口阿嬤」一句話
根據國發會數位機會落差調查報告，2017年台灣12～39歲民眾的網路使用率逾98.7%，但60至64歲僅62.0%曾經上網，65歲以上甚至只有28.3%有使用網路的經驗，若以職業來比較，全台農漁牧從業者有過半未使用過網路，65歲以上老農接觸過網路的，甚至只有20.6%。
正因為如此，和商業發展完整且資訊流通快速的年輕世代相比，許多老一輩選民接受訊息的方式仍停留在傳統報章媒體甚至是口耳相傳，加上台灣的議員選區面積小，彼此也是熟識的鄰里，六都之外每個選區選民人數的中間數大約落在4至8萬人，更不乏只有1、2萬選民的選區。
有了這樣密集的利害關係人群數，我們常會看到議員出現在各個婚喪喜慶場合包紅白包贈送禮品，或是成為農會、宗親會或獅子會、扶輪社等社團中的要角，捐款、辦活動、請吃便當，因為只要能在這些地方組織或聯誼會裡出頭，營造出聲勢並建立基本票源並拉出自己的「地盤」，讓你覺得有「被我服務」到，候選人幾乎就能保證勝選。
正如食安危機再嚴重，人們仍選擇相信吃十年沒問題的樓下麵攤，和訊息混雜的媒體相比，少了判斷真偽「識讀能力」的選民可能單以一句鄰居阿婆的話就建立起政治人物的形象，許多議員也藉此將公家的資源，用於培養自己的樁腳。
例如先前曾有里長用某議員的配合款舉辦公開的里民活動，其他候選人到場加入，出資的議員將里長抓出去罵說「我的錢你怎麼可以讓別人來」的情況，就是把公共的資源當成自己的私財，把辦的活動當成是自己家的事，將里民的活動變成自己的政見發表會，也讓年輕或是缺乏地方勢力背景的議員，更難挑戰現任的權力結構。
「誰選上都一樣」，那就支持看起來會贏的那一個
當選民也不在乎候選人與地方勢力勾結，也忽視議員在議會中監督角色的重要性，就會產生一種「誰選上都一樣」的思維，不去認真探討候選人的政策以及操守，反而只靠知名度和聲量（不論是路上掛的看板或是鄰里的口耳相傳）來決定選票上蓋的印章，而這樣的心態，便逐漸演化成一種「偎大邊」的行為。
這種只支持會看似會勝選候選人的行為，在城市裡可能只是一種「不想輸」的無心押寶舉動，但在中南部的農漁縣市裡，可能會產生攸關生計的影響。以常被詬病的農會體系為例，因為相關人馬深入合作社、中盤商、拍賣市場等攸關農民利益的場域，若不得這些樁腳「相挺」而從中作梗，單靠拍賣員人為判斷蔬果等級和喊賣底價的權力，就可左右農民一整季的收益。
又以常被當作綁樁工具的水利會來說，因為有經費、有職缺，又能直接掌握水源調度和水利工程的發包權，在農業縣市的影響力可能比中央政府還要巨大，甚至會藉由每區的投開票所得知哪裡「跑票」，回頭過來「檢討」該區的農民，筆者就曾在2014年選後聽聞農委會的幕僚親口表示，某些藍綠翻盤的農業縣市，有些原本農民因為投錯了邊，受到了灌溉無水可用的「懲罰」。
這種「不想投給會輸的人」的心態和隱性懼怕，便使得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可以不斷依靠這樣的結構創造聲勢，持續從中得利，反使得有扎實政見、抱負但缺乏這種實際影響力的議員，難以在勢力盤根錯節的選區出頭，扭轉這種有如流氓治理的態勢。
「恩庇侍從」的結構，讓代議士抓小放大債留鄉民
話說從頭，會造成這種選舉幾乎是經營幫派一樣的狀況，除了台灣選制本身的問題之外，一大原因就是存留在老一輩選民心中的「恩庇侍從」觀念。
恩庇侍從理論（Patron-Client Theory）講得其實就是垂直互惠的結構，在早期台灣一黨獨大的時候，執政黨可以將國家資源灌注於企業、農會、工會、國營企業等各樁腳，形成「恩庇主」與「侍從者」的利益交換關係，而地方的樁腳再用同樣的結構釋放資源給基層的人民，這樣一來，上方的恩庇主可以藉由政策、特許行業到直接的補助款或活動贊助，換取侍從者的支持或選票，越能展現忠誠度的侍從者，就能得到恩庇主越多的照料。
乍聽之下，這種透過地方勢力觸角，使支持者得利於涓流而下行政資源的制度好像很合理，但議員如果只對地方勢力的「頭」負責，透過關說和行政資源分配，就可能犧牲了小眾的決定權，並促使了階級制度產生。
最重要的是，這些只在乎樁腳利益的代議士在監督上「抓小放大」的結果，就是忽視議員將地方聲音與需求向上轉化為實際政策的權利和義務，放任許多地方縣市政府對建設和預算上下其手。
從雲林嘉義淹水重區滯洪池完成率低落（嘉義13座只完成1座，雲林6座都沒有完成），到慶富案中高雄銀行被「搬走」的市府資金，雖然選前的看板貼滿「理性問政」標語，但皆少能見到議員認真追究這類重大的地方政務，直接的造成地方縣市年年舉債，建設效率卻仍然持續低落的情況。
如果選民不要求議員執行該有的職權，也不關心預算制度和監督的重要，只透過涓流得到的小利益就能感到滿足，進而追隨地方意見領袖的投票意向，原本應該均分給選民的公家資源，就會留在意見領袖的周遭，到最後受害的，還是最基層的民眾。
議題和新媒體雙面夾擊，是斬斷地方盤根錯節的最好機會
隨著資訊流通越加順暢加上社交行為改變，皆使得傳統的地方社團對年輕人的影響力劇減，但絕大多數的政治從業人員看待這條40～50歲的分水嶺時，都仍抱持著「等他們凋零後問題自能解決」的心態。
然而，也有一群人期望以議題引領論述，一面解決年輕人關心政治熱忱在政黨輪替後漸走下坡的問題，同時讓那些貌似難以動搖的「長輩」接受「新觀念」，讓不同的群體重視議員的「本業」，讓選民了解他們投下的一票其實可以帶來很大的改變。
因為每個人關注的議題都不一樣，今天的監督團體已不能再獨善其身，而是要主觀關注各類的活動，讓每個領域的倡議者和關係人了解「監督者」的存在的重要性，進而串接不同的NGO，讓監督的力量可以出現在所有的議題中。
以台南在地年輕人為主要組成的公民監督團體「台南新芽」為例，除了傳統形式針對年輕人所辦理的地方講座和工作坊，台南新芽也會與區大學合作而接觸到年輕人之外的圈子，在各項論壇中逐漸得到關心公共事務的年長者對監督團體工作的肯定，甚至主動進行接觸，「不關心的人確實比較難溝通到，」台南新芽秘書長吳蕙說道，「但我們並不悲觀，而是思考要怎麼讓那些人看見我們。」
打破舊有利益結構的另一個突破點，就是新媒體的發展。
雖然台灣的網路普及率在60歲仍有一大斷層，但整體的網路使用率5年內由72%提高至82.3%，其中手機使用者上網的比例更是從2001年的35.3%提高至87.4%，雖然各年齡族群間仍存在使用習慣和平台的差異，也有人擔心通訊軟體可能成為年長族群流傳謠言的溫床，但只要這個新的媒體破口存在，就代表新勢力有機會溝通到原本被鼓矇在傳統勢力背後的那一群選民，進而撼動他們的想法。
人們對新媒體的另一個疑慮，就是閱聽年齡過低的問題，但根據實際數據，過往被認為總封鎖在傳統媒體高牆內的管理階層或政策制定者其實已經逐漸外溢，以《關鍵評論網》的讀者為例，34歲以上的讀者其實高約4成，若加入25～34歲的讀者，甚至高達將近8成，以知名YouTuber邱威傑（呱吉）的直播來看，數據上的主力年齡層也是是25～34歲，可見要用新媒體溝通「長輩們」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在第三勢力興起與網路的夾擊下，可能是台灣歷史上最有機會撼動傳統地方勢力的一次選舉，也是公民能夠擺脫傳統勢力霸凌的最佳機會。因為小選區的制度，小黨或獨立候選人只要能有效掌握議題並以「價值服人」，吸引7成既有固定投票者的目光，並喚醒3成不表態者行動，就非常有機會能擠進議會，從中做出改變。
我們不能忘記票匭裡的每個印章都是民意，選上的這些「民意所歸」應該要將公民的聲音帶入市議會，而非在選上後只對樁腳交代，讓利益結構裡的人大口吃肉，門外的人只能分得剩下的湯。
這才是「公民參與」的真正意義。
核稿編輯：楊之瑜
